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自身发展和完善。认真总结新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对于新世纪的社会科学开拓前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指导应该是科学的、辩证的，而不能是教条的、贴标签式的。5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最大成绩和最主要经验，是我们始终强调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解决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本学科中的问题。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50年来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社会科学在新的世纪健康地向前发展。
“双百”方针是一个正确反映学术、艺术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造。只要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它，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1世纪已经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在21世纪再展宏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伴随的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推动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自身发展和完善。今天，认真总结新中国社会科学走过的道路，对于新世纪的社会科学开拓前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最大成绩和最主要经验，是我们始终强调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解决实践提出的理论问题和本学科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真正成为科学。人们借助于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透过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认识到其深层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所以，我们党一贯主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倡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强调，我们要培养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些论断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事实表明，由于广大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把它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的研究中去，从而使中国社会科学面貌一新，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文史哲经等主要领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也不乏传世之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像郭沫若、范文澜、艾思奇、胡绳等饮誉海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现在就连有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学术、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我们从长期科研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基本经验。
但是，还必须看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而这些偏向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特点。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确实存在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有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去代替我们的实际研究，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作为套语、标签去乱套、乱贴。这种学风，不仅损害了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没有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二是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实际的和理论的研究，从中作出合乎规律的创造性的结论。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有阶级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把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是间接的，有的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和考古学等，其内容并不具有阶级性，与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使其游离由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关系而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决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我国思想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偏差，是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和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把一些学术问题完全当成了政治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扼杀了学术理论研究，影响了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我国社会科学长时间的百花凋零的令人痛心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迎来了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应当珍惜这种学术氛围。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社会科学，而且会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造。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一是总结了原苏联科学文化发展的教训。在原苏联学术批评中，存在着严重的粗暴作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影响到我国思想界，出现了乱贴政治标签，推崇一派，压制一派的现象。二是尊重学术、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学术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加以解决，过多的行政干预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发展科学文化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页）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要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实践去解决，而不应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实行“双百”方针还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相信真理会越辩越明，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页）所以，我们实行“双百”方针，倡导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并不是不要学术批评和争论，并不是让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而是要通过同错误思想辩论，进行适当批评，使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发展起来。“双百”方针的提出，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表明我们找到了一条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正确道路。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打破了思想文化界多年沉闷的空气，推动了探索新风的形成。但是，“双百”方针的正确实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双百”方针实行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以及学术是非的分辨问题，有时不能正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左右摇摆的现象；二是关于学术批评，可以说长期以来没有正确地开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种学术讨论十分活跃，思想交锋也时有所见，但不能不承认正常的学术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的人把必要的学术批评说成是“打棍子”，把开展学术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针对这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指出，“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他说，“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47页）邓小平在80年代多次批评过的这种现象，现在看来也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可见，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的思想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在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和借鉴国外思想文化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过精辟的阐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以，对思想文化现象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要同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考察，离开它由以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文化现象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决定着对古代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吸收、改造的方向。二是要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对待我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国外先进思想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其丰富、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舍其便不可能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有科学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待古代文化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颂古非今；对待外来文化既不能盲目排斥，也不能“全盘西化”。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简单否弃和兼收并蓄，都是反科学的。三是正确的方法是批判地继承的方法。不论是对待我国古代文化还是对待外来文化，都要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批判和继承是辩证统一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而继承是批判的目的。
在对待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取得经验的同时，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时出现拒斥外来文化的现象，对我国传统文化采取一种虚无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思想文化采取一种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表现得比较突出。近二十多年来，在纠正上述偏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现象。这些倾向的滋长，必然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建设，影响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五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而且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成果与经验都是一笔十分值得珍惜的重要财富，它们仍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生深远的影响。
